那么，这里的未经许可是否指违反行政许可行为呢？笔者认为，《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行政许可与专营专卖法设定的垄断经营是完全不同的。

不过, 支撑强制性法治规范秩序背后的是人类道德进步理论。国家承认和民族承认是两个有关联却性质不同的概念。

美化内群体的倾向并非一定导致种族中心主义或对陌生人的恐惧, 但的确使人们注意到内外之间的某种对立或区隔, 而群体内的团结和一致是对陌生人的排外的结果。因此, 作为家庭隐喻的中华民族、作为共和国指代的中华民族与作为民族人类学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形成了三种话语表达。如果我们自己选择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 这些旧的问题就会与旧外衣一同被遗弃。中国传统文化用来解释人际关系的思维方式建立在家天下的隐喻之下, 家的思维方式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有差别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是对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精确定位, 这个差异格局被认为造就了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

用单一民族身份认识和建构人际关系遮蔽人的身份及其交往的多样性, 设置不存在乃至虚假的实践场域。以己为中心的同心圆波固然可以越推越远、越推越薄, 但因此不会使远水或薄水蜕变为非水。[55]参见注[19]，第123页。

这是因为，删除将导致信息彻底灭失，前提是信息已经不再有价值。在《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规定的删除权（被遗忘权）体系中，信息处理者的义务主要是根据信息主体的请求对信息进行删除、限制处理、通知第三方和将信息转移给信息主体。（二）被遗忘权的不可替代性 有学者提出，被遗忘权有可替代性。人难免有错误，任何一种文化都承认社会谅解需求，即允许人超越其错误获得谅解。

2009年，牛津大学教授Viktor Mayer-Sch?nberger指出，信息的数据化和对个人生活的揭露，将永远把我们和过去的行为捆绑在一起，在实践中使我们无从逃避。作者简介：满洪杰，法学博士，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进入专题： 被遗忘权 人格需求 。经过若干时间后，某甲认为该照片所反映的场景（如表现出某种不雅形态）与其现时身份特质不再相符，而要求社交网络采取限制或删除措施。为了能够更为有效地处理具有更高价值的信息，20世纪60至70年代产生了信息生命周期管理（Information Lifecycle Management，简称ILM）理论，即基于信息在其从概念到弃置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价值不断转换而产生的政策驱动管理方法。[50]参见注[19]，第121-124页。

注释: [1]See Google Spain SL, Google Inc. v. Agencia Espa?ola de Protección de Datos, Mario Costeja González (2014)。第六，损害赔偿请求权。同时，市场化机制也难以合理平衡相关权利和利益。[35] （三）保护人格尊严的需求 被遗忘权首先出现在欧洲并非偶然，而是欧洲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自罗马法以来对以荣誉和尊严为核心的人格利益保护的必然结果。

被遗忘权的义务主体则有较多争议。摘要: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所规定的删除权‘被遗忘权是删除权与被遗忘权的混合，两种权利在权能、适用范围、受克减性等方面有重大差异。

[61]这一观点正确地指出了被遗忘权所保护的是主体的人格尊严，但是将被遗忘权归入信息自主权则是有问题的。相较而言，被遗忘权与信息自主权的关系较难厘清。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过被遗忘权将价值已耗尽的信息与其主体分离，不仅体现了对信息主体人格利益的保护，也可以避免他人根据过时的、无价值的信息而作出错误决定。[36] See Reinhard Zimmermann, The Law of Obligations: Roman Foundations of the Civilian Tra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050. [37]参见注[36]，第1062页。第二类理由则是信息主体基于数据收集和处理的目的性限制原则删除数据。[56]参见注[19]，第125页。原告主张, 通过百度搜索其姓名可出现无锡某氏教育任某等结果，而其已于2014年离职，百度公开其个人信息侵害其名誉权、姓名权及作为一般人格权的被遗忘权。其错误的根源在于将被遗忘权与删除权等同，而没有看出两者之间在构成要件和保护利益上的根本区别。

[52] 记录阶段为信息传播的中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82条第1项规定，损害赔偿以财产或者非财产损害为前提。

例如，在谷歌案之后，欧洲媒体如Guardian、El Pais及法国电视台网站规定，15年之前的信息，除涉及严重犯罪者外均将被消除检索。为实现此种谅解，人的言行将会被遗忘。

[32]因此，被遗忘权不是一种隐私权，而是一种人格特质权，以帮助建立公众对个人的正确印象和表达。自《十二表法》以来，罗马法逐渐发展出以保护非物质性的精神利益为目的的侵辱之诉（actio iniuriarum），[36]以保护人应当享有的社会尊重。

信息主体有权请求信息管理者删除个人信息。凡是满足这一目标的都是合适的措施，包括更新（update）、在搜索结果中劣后排列、表明争议内容，[73]还可以用消除检索（de-index）等方式来降低信息获得访问的便利性，[74]或者以匿名化的方式切断信息与其主体之间的关联。[78] 第二，历史和统计研究目的。在信息被收集时，信息主体有权获知信息处理者的信息保存政策。

此类删除均基于信息主体的自主同意或者其他合法性基础的控制，属于信息控制权，信息主体可以在撤回同意、同意过期或者法律基础不存在的前提下要求删除信息。[66]再次，缺乏明确规则的被遗忘权可能成为过度网络管制的借口。

特别是信息价值由于其使用场景的变化，可能会产生与时间轴相背离的变化。此时，某乙就成为被遗忘权的利益相关方。

[11]此类信息只能受被遗忘权调整。海德格尔指出，对我是谁（Who am I）的拷问，其实质是我希望是谁（Who do I want to be），在存在意义上说，我是谁不是对个人现状的追问，而是对在既定限度内如何自我发展作出选择的问题。

[38]近代以来，特别是二战后，随着人权理念的传播，差异性的荣誉（honour）让位于每个人普遍、平等享有的人格尊严（dignity），[39]形成了以人格尊严为核心的人格权体系。第17条第1项（a）点将该个人信息根据其被收集和处理的目的已经不再有必要作为删除的理由。腾讯公司在隐私政策中说明：如要求从我们的服务中删除您的相关信息，请通过该等特别服务条款提供的方式操作。权利构建 被遗忘权引起国内学界关注，源自2014年欧盟法院判决的谷歌诉西班牙数据保护局一案（以下简称谷歌案）。

例如，OPM公司可能基于客户的要求删除对公众仍有重要意义的信息，从而损害公众的知情权。这种困境要求法律建立一种信息价值纠偏机制，以拟制信息的自然新陈代谢，同时填补人格权体系在信息自主权与隐私权之间的空白。

[70]另一种批评意见则从言论自由的角度出发，认为将限制信息传播的义务强加给信息处理者有违程序正义。例如，即时位置信息在定位技术出现之前没有实际意义，而现在位置信息已经成为可收集和被处理的对象，并可以从中找寻人的行为轨迹甚至预判其行为模式。

在Google案之后，大量法院的判决认为该案赋予的权利过于慷慨。公共利益可以构成对被遗忘权的限制，但需要注意的是仍需平衡两者关系，防止公共利益成为侵害信息主体人格利益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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