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究竟重要还是不重要呢？这些我就不用说了，大家都可以体会到。

基本上所有立法草案，无论在起草阶段，还是在审议阶段，都采用书面征求意见这种形式来让公众参与立法过程，已经成为一套征集意见的常规机制。[3]参见[德] 于尔根?哈贝马斯著，童世骏译：《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7页。

比如，1954宪法草案交付全民讨论，共有1.5亿人参加了讨论，这是中国立法公民讨论制度的首创。在一些地方，制定公民旁听规则，将人大议事过程公开化，邀请公民旁听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让公民亲临立法现场，了解立法过程，获取立法信息，并可以提出书面意见和建议，表达立法意愿。立法机关及其工作机构与有关科研院校和社会团体等合作成立立法研究机构。对于事关人民切身利益，有重大影响的立法，立法机构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将立法草案全文予以公布，在进行公开征求、广泛收集意见后，立法起草机构对法律草案加以修改，再提交立法机关审议讨论、通过。[19]鉴此，我们应在如下方面改进和完善：（1）成立固定的选举委员会，并建立较为完善的回避制度。

王亚平，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立法听证本身就要求不同利益之间的对质和博弈。一时间我有些犹豫，是提醒他一下好呢？还是不用提醒他，以免他同我吵起架来中断了练习，说不定今天他会比较小心？我正在犹豫之际，几秒钟时间过去，口令就喊到了踢腿运动这一节，那位男生果然像往常那样不管不顾地踢腿出去，淌出一摊泥水，弄脏了前面高个儿男生的白色衬衣，那可不得了。

年纪再轻，一个30岁的县长，或者35岁的地级市市长，甚至40岁的省级党政领导干部，即便行政经验很少，但他肯定知道工商机关，肯定想使用工商机关。如果仅仅把行政法理解为关于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的法律条文、法律规范，那是片面、肤浅的，在特殊情况下甚至会表现出严重的负面后果。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并没有倾销，这一点工商机关的领导同志特别清楚。[13] 所谓条理法，是笔者新近概括论述的一个概念，特指立法精神、法律价值、法律原则以及特殊情形下的社会公德、当地习惯等成文或不成文的广义法规范，它以立法精神、法律价值和法律原则为基本内核，是与实体法和程序法相呼应的法概念。

所以我们说，要形成刚柔相济的行政执法模式，这样的执法模式当然要通过创新，而且最多的是要靠基层的创新。第三类：抽象具体两可型的行政指导是指此类行为方式兼具抽象型的行政指导与具体型的行政指导的特点，可以抽象运用，也可具体运用，其表现形式包括以下4类：（1）建议、意见、主张、敬告。

可见，这时候遵循法律原则、尊重社会公德、按照当地习惯，也是在依法办事啊。而且，往往之后都有长达数年、10年甚至15年左右的快速发展。在现实生活中，经济、政治、科技、社会生活不断发生变化，政府角色在发生演变，面临的矛盾问题很复杂，行政指导的操作方式很多，可以配套地灵活采用。那种一出面、一出手就是刚性手段、强迫命令的行政方式须要改变，所以找到了柔性行政方式，包括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资助、行政奖励这样的方式，就是符合行政民主四性的方式，都陆续探索出来加以运用，而且是广泛、大量地运用。

当然，向他们学习的同时，行政机关自己也要创新。下午放学离开学校时，在学校门口刷一下卡，家长的手机上显示一条信息说:您的小孩完成了一天的学业，现在离校回家去了，请您注意。为什么这样说：大家可以想一想，民主的基本品格、特征是什么，不就是自由和平等吗？具备自由和平等特质的事物才是民主的事物。我的钱我做主，是吧？可我们都知道，企业管理在上个世纪60年代出现了民主化潮流，出现一个做法，叫做企业管理、公司治理的共决制：我没有钱，但我也要做主。

第三，他们进一步发现，这个企业的内部规章制度不完善，会妨碍企业的健康发展，于是建议企业完善内部规章制度，而且派出经验丰富的工商所所长去帮助他们完善。那个县城，有七个网吧，都能经营下去，说明当地有市场需求。

其五，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按照立法精神、法律价值、法律原则办事，以及特殊情况下按照社会公德、当地习惯办事，以此处理行政管理事务，算不算有法律依据，算不算依法行政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4]一些基层行政机关确立服务理念，采用指导、劝告、建议、提醒、示范、说服、疏通、调停、鼓励等非强制性手段来弥补单纯强制手段的不足，在行政管理和服务实践中越来越广泛地运用行政指导，发挥出独特的管理服务功效，行政指导正在成为行政管理方式创新的突破口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有力抓手。

此种误导做法，实质是希望你的同学少一个竞争对手。那么，在实施刚性行为之前，能否先实施柔性的行政管理行为？能不能作出行政指导？这算不算有法律依据？我认为是可以做的，可以视为有法律依据。为什么我会提及北京城管的这个情况呢？是因为城管工作特别困难。抽象行政指导的特点在于指导对象不特定，其操作方式有以下三类：（1）指导性规划或计划。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中，生命权是第一位珍贵的，如果生命权得不到尊重和保护，其他一切权利都无所附丽，失去任何意义。而且，各个行政机关都由自己的理由，都向老百姓出手弄钱，弄到钱以后就奢侈浪费，建造超豪华的办公楼和培训中心，方便地用于令世人瞩目、众人侧目的中国式三公支出。

同时，北京市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防范电信诈骗专家咨询热线及民警现场指导，成功劝解、拦阻涉嫌电信诈骗的转账、汇款案件286起，挽回民众损失202.7万元。如果你再犯，我再罚，仍是一罚了之，而且我还得到更多罚款呢。

还是举例来具象地说说这个背景吧。如救两条命，胜造十四级浮屠。

它是一个危机，也是一个契机，我们应当抓住这个契机。现实生活中已有大量的行政执法案件证明了这一点。

1至9月抓获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95人，侦破案件489起，追回被骗资金500多万元，平均每个案件追回1万元左右。如果没有新的管理方式，在转型发展的当下中国，我们连简单维持、完成繁重任务都不可能，维持下去都不可能，天天挨批评也还不行。因此，日美经济摩擦过程中，一开始美国非常反感日本的行政指导。大家知道，地方纪委监察部门每年组织的行风政风评议，有小行风评议，也有大行风评议，小行风评议涉及十几个执法部门，大行风评议涉及40多个行政机关。

真正的市场机制具有平等的品格：你的产品和服务由市场说了算，不是你想怎么定价就怎么定价，尊重与坚持市场机制，不承认超经济的剥夺，就是尊重与坚持平等。因为现在民众的要求提高了很多。

还有就是普遍存在的变相强制问题。当然这样做是要花钱的，但这是必要的投入，你现在不投入以后会被动。

去一些发达国家考察时可以看到，他们特别重视通过不断完善并认真实施公务员制度，让公务员自觉约束自己的行动，公务员一般没有罚款冲动，政府机关与老百姓的关系一般也不那么紧张。伦敦的G20会议，20个国家共同承担责任，带动世界经济走出危机。

当时受世人瞩目的日美经济摩擦早已变化转移，日益凸显为中美经济摩擦，我们在防控经济摩擦方面尚属初出茅庐、经验不多，面临的困难和矛盾日益增多、增大，当年日本防控经济摩擦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研究借鉴。三是责任方式不足以及责任方式之间的界限不清。具体实例如某城市的公共汽车公司之间、或高层建筑所有者与采光权受到侵害的附近居民之间发生利害冲突而协商不成，以致影响公交或社区稳定时，有关行政机关采取的行政调解、劝告、说服等指导行为。这个部分的第14条规定，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方式创新。

我国政府专门发表声明，坚决反对这个G2的说法。为什么这么说？比如我得到群众举报后发现，这是个严重的违法事件，有严重的侵权后果，老百姓根本不原谅，而且不处罚也不利于教育本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24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指导，提供政策咨询、就业培训和开业指导等服务。在行政管理实务中，的确有很多企业、公民，在被追究法律责任时辩解说：他真的是不知道某项法律规定，不知道某项政策规定，不知道某种信息，所以无意间出现了违法侵权行为后果。

比如说，我现在讲课，是单方意志。基本思路是：积极采用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行政管理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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